刘振清–个人官方网站

（接上）虽然还有比它早的石刻，如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石簋断耳上的12个字，但其影响远不及《石鼓文》。《石鼓文》向来有“石刻之祖”的美称。对于它的研究与考证，成就了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字学家，如罗振玉、郭沫若、唐兰、马衡诸公。对于它的书法艺术的学习与吸收，则成就了许多书法家。在书法史上，《石鼓文》向来被看成是从籀文大篆向李斯小篆演变的关钮。没有《石鼓文》中国书法史的键条就缺少了重要的环节。现藏于山东泰安岱庙的《泰山刻石》是赢秦统一中国、“书同文字”的第一手实物资料。它历经沧桑，几乎粉身碎骨。它的书法曾经孕育了象李阳冰、邓石如、王福厂那样的篆书大家。篆书不同于草书，虽然书法中有“草篆”的名目，艺术家们也不断地尝试以草书的笔法入篆，但是篆书毕竟属于正书，篆书的艺术精神内涵也毕竟不同于草书，它端庄肃穆、雍容朴厚，是中国书法中不可缺少的东西。西汉刻石，凤毛麟角，仅有《杨量买山地记》、《鲁孝王刻石》、《群臣上寿刻石》、《麃孝禹刻石》、《鲁北陛刻石》等数种而已，从书法上说，都是由秦隶向汉隶演变的产物，只是没有达到东汉隶书那样精致与完美。然而唯其如此，才显出那种未达到成熟阶段的事物所特有的勃勃生机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历经产生、成熟、灭亡这样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。东汉是隶书的鼎盛期，东汉以后的隶书，每每如“人老珠黄”的妇人，再多的修饰与化妆也没法和年轻人相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西汉的隶书不是更值得书法史家、书法家的青睐吗？东汉成熟的隶书千姿百态，风格迥异、蔚为大观，其数量之多，不胜枚举。“孔庙三碑”（《史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、《礼器碑》）之外，尚有《张景碑》、《孔宙碑》、《华山庙碑》、《鲜于璜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朝侯小子残碑》、《袁博碑》、《张迁碑》、《衡方碑》、《樊敏碑》等等，皆为汉隶登峰造极之作。汉代石刻中还有两通值得一提, 就是《袁安碑》和《袁敞碑》。此二碑皆为篆书，其主人为父子，且位列三公。二碑书法风格绝似，当出自一人之手，只是立碑时间相隔了25年。两碑相较，唯前者略显清秀而已。这完全符合每一个书家的书写发展规律：由清秀到老成。只是这个书家25年来变化甚小。书家的作品风格竟然如此稳定，亦足以证明他在艺术上的成熟。秦以后的历代石刻，篆书的使用多在“碑额”与“志盖”，以篆书入碑, 并不多见，此二碑书法对于李斯之篆，可谓“出蓝”甚远，尤为可喜。东汉石刻，除碑之外，还有不少摩崖，其中如《大开通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刘平国治路颂》、《甫阝阁颂》等。其中尤以《石门颂》最为著名，书法地位很高，是隶中之草书，与充溢着端庄、整饬、肃穆的“庙堂之气”的“孔庙三碑”相较，实在是迥异其趣。无怪前人要用“野鹤闲鸥、飘飘欲仙”去形容和赞美它了。到了三国时代，我们不得不提到《天发神谶碑》。宋黄伯思说此碑“若篆若隶”；清杨宾则说它“非篆非隶，弇州指为八分”；康有为说它是“由篆变隶，篆多隶少者”，并说它是“篆隶之极”。关于此碑书体的定位这样一个简单问题，其说竟如此纷云。笔者以为此碑纯是篆书无疑，与隶书无涉。而在历代学者眼中，此碑向来以怪诞离奇著称，我想原因可能有二，一是此期石刻书体，多为隶楷，而此碑则“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，不能有二”（张廷济语）者；一是与此碑内容有关。此碑当三国争雄之时，孙吴统治者以谶纬迷信的手法，假“天命”以愚黔首，达到其统治天下的目的，而此碑书体当隶楷盛行之际，尤给人诡谲神秘、高深莫测、几近“天书”之感觉。（未完）